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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兴教寺问题的性质可能正在发生微妙转变

2013年04月13日 18:03:40 佛教在线 点击:0

今天晚上,陕西电视台《今日点击》栏目报道了昨天下午对我采访中的部分内容,其中只播出了我对兴慈楼建筑性质及其与寺院总体建筑风格之间关系的看法,并未报道我对立即拆除包括兴慈楼在内的众多建筑的不妥当性的看法。从建筑的性质与佛寺的风格来看兴慈楼,我的观点依然不变,但我对这种拆除尤其是早先提出的大规模的拆除依然心怀疑虑与不解,由此引发我更多的担忧。我觉得,兴教寺问题的性质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转变,值得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兴教寺问题,或称兴教寺事件,就是兴教寺因申遗遭部分拆迁以及社会对此的密集关注与强烈反应。不到一周的时间,兴教寺问题的性质已开始发生着一些微妙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由兴教寺主体性被拆迁转变为兴教寺部分新建建筑被拆除。关注此事的社会大众绝大部分认为兴教寺因申遗遭拆迁,寺院将不复存在,有人还以为兴教寺的文物古迹将被拆毁,甚至有人还误以为供奉唐僧玄奘的塔也会被拆除,从而使兴教寺问题的性质被社会大众定性为毁寺申遗,引起一片痛骂之声。根据中央电视台4月11日在新闻节目中的说法,拆除的总面积是4000平米,而保留下来的建筑还有2000平米。这一说法同时也得到寺院一方的证实。可见,拆除的规模的确是很大的。面对寺院的阻力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4月11日有关方面出示了经过紧急调整后的拆除清单,很多重要殿堂从被拆转变为可继续存在,如三藏院的东西配殿,藏经院的禅堂,中院的闻慧楼。有的新闻报道中还显示照心楼、垂花门、三藏院回廊等也被保留,但据我今天下午在寺院的实地询问,这三处建筑依然处于被拆之列。据寺院内主管基建工作的邢先生统计,拆除建筑的总面积依然占到兴教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另外,寺方负责人还告知说,从拆除清单中重新保留下来的一些建筑被改作他用,如闻慧堂被改为申遗与保护管理办公室,供奉玄奘师徒三人塑像并通过泥塑展现玄奘一生的大遍觉堂被改作陈列室。不过,总体上看,随着各路记者的探寻采访以及各界的说明与表态等,社会大众原来担心寺院被拆除的焦虑目前正处于迅速消退之中。特别是拆除的范围有了很大的缩小,而且基本避免了对直接属于宗教用途的殿堂的拆除。于是,在民众的心目中,问题的性质似乎已经由因申遗而拆除寺院主体建筑的“不仁不义”转变为因申遗拆迁部分违规建筑的“合情合理”,尤其是经国家文物局、西安市文物局,特别是国家著名文物专家的阐释之后,更显得有理有据,如果继续反对似乎不通情理、不明大义了。

然而申遗以及建立在申遗框架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仅仅是观察兴教寺问题的一个角度,如果不从文物而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问题的性质在从主体性建筑的被拆除转变为部分建筑的被拆迁之后,已经开始发生第二种转变,这就是从部分违规建筑的被拆迁转变为寺僧的被驱离。因为现在被列入拆迁范围的建筑主要是僧人们的宿舍和食堂,这是他们坚守寺院的物质载体,是他们生命延续的保障,没有了僧舍、浴室、卫生间、灶房和斋堂,就意味着他们将不能再在寺院里生存了。正如兴教寺在《关于推出申遗工作的报告》中所说,“如拆除斋堂、僧寮,僧人将失去食宿的基本生活保障”,其性质则是兴教寺在《维护兴教寺僧团的生存权和僧团与玄奘塔一体性的请示》中所说,“兴教寺拆除这么多的建筑,僧团失去食宿的根本保证,等于是破坏了僧团,毁坏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强行绑架兴教寺拆除大量建筑,迁出僧团,实际上是对兴教寺塔使用权的转移和宗教活动场功能的变更”。可见,这种被忽视的转变却正是决定问题性质的关键。目前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正在迅速向这方面转移,有关部门面临的舆论压力从拆庙开始转向“驱僧”。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兴教寺事件还将持续发酵。

从佛教的神圣传统来看,佛、法、僧,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僧在寺中,寺靠僧护,从未见过僧寺分离的佛教形态。从目前国家的宗教管理政策来看,僧团必须吃住生活于寺庙之内,僧在寺中几乎成为一个最基本的佛教管理制度。何况剥夺了僧人们在寺院内的食宿权,他们的宗教生活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这恐怕也不是符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与此同时,寺院是僧人的家园,是他们的情感所系,僧人住寺也是宗教生活之必须,是他们的合法权益。僧人迁出之后的寺院,其宗教活动将难以保障。中国佛教协会就公开表态,兴教寺如果强行实施大规模拆迁,其“正常宗教活动无法进行,兴教寺必然丧失宗教活动场所的功能,改变其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

中国佛教协会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缺少或者没有宗教活动的寺院,将成为纯粹的文物古迹,成为没有灵魂的“文化遗产”,这样的话,佛菩萨的造像也将从礼拜的对象转变为欣赏的对象,圣物转变为文物,法相转变为艺术,这样的兴教寺就可能成为被部分“精英”人士供起来、但被广大信徒抛弃的空壳。国内很多高高在上的宗教类文化遗产,都因为没有僧人居住,没有法事,没有香火而处于冷清消沉之中,这样被“保护”起来的文化遗产又有什么价值?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今天在寺院中的调查,所谓在西韦村另建僧舍,在兴教寺山坡下征地扩建寺院等计划,至今还仅仅是一种口头说法而已,据寺院负责人员说,目前既没有征地,也没有规划与建设方案,更没有资金的具体落实,这样的话,且不说僧人们对此蓝图如何确信,就说他们眼下在哪里住,在哪里吃,如何保障他们的修行等宗教生活,难道不让人么担心吗。如此紧急而强势的拆除命令与如此滞后而悠缓的生活安顿形成鲜明的对照,僧人们要求退出申遗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如此看来,有关部门若要继续坚持兴教寺加入申遗,那就必须首先真正确保僧人眼下的居住饮食和宗教生活,而且通过法律形式给他们未来继续独立自主地住寺、管寺、养寺以及守塔、护塔、拜塔有一个坚实可信的保证,并确保未来新建的僧舍、斋堂、厨房、卫生间、浴室等新的寺域同现有的兴教寺之间,无论在外在的空间结构与殿堂关系上,还是内在的功能呼应与管理权限上,均能实现有机贯通与完整统一,并不受任何可能出现的文化园区控制约束,兴教寺才有可能无所顾虑地、心悦诚服地加入到申遗的队伍之中,兴慈楼、斋堂等不符合申遗要求的部分新建建筑的拆除才可以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而被接受。这就是兴教寺问题目前面临的最大症结所在。

如果僧人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被迫离开寺院,那么,即使未来在兴教寺山坡下建起一个新的寺域,兴教寺问题性质的第三种转变则有理由被认为可能已经处在潜伏之中,这就是由僧人几乎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迁出寺院转变为寺院成为被开发的文化园区,从而发生兴教寺宗教功能转变以及僧人合法权益面临威胁,这是目前国内舆论最关切的,很多激烈的批评其实都是出于这种担忧而来的。中国佛教协会在发言中也指出,“若将兴教寺改建为佛教文化风景区,更是直接改变其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强调“任何改变兴教寺宗教活动场所属性的行为,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否则是无效和非法的”。

当然,这一转变目前仅仅是一种担心而已。从我自己的观点来说,我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持支持态度,就陕西来看,我对曲江在文化资源开发方面的贡献是肯定的,但对其在宗教类型的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很痛心的。陕西过去在这方面有很多教训,例如闻名中外的仙游寺,因为白居易在此写成流传千古的《长恨歌》以及隋文帝在此供奉佛舍利而受到世人的敬仰,又因为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仙游寺法王塔考古挖掘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政府主导的拆迁,只完成了拆,而没有完成迁,一个好端端的寺院就此彻底消沉,至今无法真正恢复。所以,佛教寺院的拆迁以及佛寺文化资源的开发,既要遵照国家政策与法律,也充分理解佛教界的疑虑,尊重佛教的传统,听取他们的意见。

关于兴教寺另建新的寺域,并进行拓展性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我是理解的,若有好的方案我也会支持的,甚至会随喜赞叹的。同时我也认为,只要能如上所说那样保障兴教寺的权益,我相信兴教寺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佛教文化拓展项目中,也会提供应有的配合与支持。但我对社会舆论激烈抨击的一些著名寺院“被开发”“被商业化”“被圈占”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所存在的“被上市”等现象也深感痛恨。我不希望看到未来在兴教寺山坡下扩建的寺域成为圈住兴教寺的文化围墙,也不愿意看到兴教古寺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兴教寺文化园区之间的人为分隔,更不愿看到兴教寺僧人被请进新建的寺域而丢失坚守一千三百多年的古寺,当然我最不愿看到僧人们离开寺院之后,既回不到古寺居住,又连新建的寺域也永远没有着落,就像仙游寺那样令人呜呼哀哉,我不愿也基本不相信我能看到这种悲惨的结局。但社会上有相当多的人对地方政府主导的拆迁缺乏信任,对仙游寺那样的拆迁结果心有余悸,所以他们对拆除兴教寺部分建筑的担心必然转化为对兴教寺僧人被迫离开寺院的担心,并由对兴教寺僧人被迫离开寺院的担心必然转变为兴教寺被经济性开发的担心。面对这种舆论,有关部门有责任出面给社会大众一个明确的保证与安慰,以显示申遗目的之纯正,并化解因为众多激烈批评而受到的“委屈”。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宗教场所与文化旅游公司之间的貌合神离甚至激烈冲突,都是因为强力插进的文化开发导致的。大量佛教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都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惹的祸。层出不穷的佛教文化庸俗化、甚至迷信横行、诱骗钱财等违法行为,都是文化开发过程中急功近利的恶果。但愿在唐僧的眼皮底下不要出现这种文化怪相,但愿传承千年的兴教圣地依然保持神圣的本色,但愿兴教寺僧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但愿在政府有关部门和兴教寺的通力合作下,兴教寺的文化资源得到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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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简介

1961年4月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世界宗教与文化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佛教历史与思想、南亚与中国的宗教文化交往、宗教学基本理论、宗教现状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已出版《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金刚经般若思想初探》、《中国十大高僧》、《真谛大师传》、《世亲大师传》、《白话金刚经》、《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主编《论藏丛书》,已出版24册,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工作简历:1980年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6年参加全国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从此正式步入佛教研究领域。1987至1994年在陕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从事宗教管理。1994至1997年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从事宗教学研究。1997年至今在西北大学南亚中东研究所工作。曾于2000至2001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亚太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一年。2002年以来多次赴台湾、马来西亚、泰国、香港、韩国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佛学网》总编,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浙江省会稽山弥勒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江苏省无锡市灵山书院导师,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山西省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研究基地(甘肃)特邀研究员,西安市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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